撰文．呂松庭
學期結束前，許多國中小學家長會收到「校長的信」，列出學校這學期反霸凌的成績，「由於家長和老師們的努力，本校並未發生霸凌。」總算，熬到學期末，校長可以鬆一口氣了。
但如果真的發生霸凌，還被同學貼上網，或是校門口有攝影機等著，校長的心一沉，這所學校辦學的成績就將一筆抹銷。當教育高官把霸凌通報上綱為SARS疫情，恨不得在校門口設「霸凌體溫」測量，將有此傾向的學生統統趕回家。反霸凌運動已脫離教育本色，成為必將失靈的風中口號。
台灣不是第一個喊出反霸凌口號的國家，從2006年起，英國、美國某些州、澳洲和挪威都把反霸凌當成「教育正確」，反霸凌是地球歷史上最沒有爭議的議題之一，但效果也常讓人感覺到沮喪。譬如，
英國有些小學校的霸凌發生在遊樂場，所以後來的學校都不再蓋遊樂場，教育學者卻開始擔心，反霸凌剝奪了孩子交朋友的機會。
2008年劍橋大學教育系提出研究報告《老師的壓力》，終於吐露真言：「反霸凌」增加的其實只是老師的壓力。這份報告指出，小學生在課堂上挑釁，和老師大小聲的趨勢逐年增多，「五年前，小學教師還可將這種偏差行為，歸咎為學校道德教育時數不足，現在，這個問題卻歸因於社會型態轉變過快。」重點也不在於老師有沒有體罰權，而在於小孩子根本不再把老師當一回事。
「反霸凌」運動在全世界都遭遇挫折，有個深層問題是，學校老師普遍有「道德教育的焦慮感」。家長評鑑孩子的教育成效，看的是成績和升學率；教育當局則塞進來「友善校園」、「生命教育」、「品格教育」當評鑑標準，教育效率和政策的落差，讓老師普遍抱著不出事就好的心態。
家長總以為，把孩子丟給學校，學校就會像製造罐頭那樣，包辦所有的德智體群加美育，把性向性格都不同的學生，調味到美味可口，
連以後能不能找到工作，也全是學校的責任。
但是，老師不僅在教育現場和孩子互動，還得跟家長的價值觀競爭，跟電視散播的道德觀，跟手機和即時通形成的立即溝通、慾望立即滿足的文化競爭。最後，每名老師都會像挫敗連連的小士官長，有個老師就這樣告訴我：「自從規定每個禮拜要通報兩次霸凌後，每早進學校，就像上戰場。」
這就是「反霸凌」運動一再挫敗的原因吧。「反霸凌」本質是為了和平，但卻搞得像「戰爭」。戰線延長，校園裡從此不再「西線無戰事」。孩子和家長感染的是反制、恐慌、焦慮、威脅；校長和老師繃緊神經，部長等著被立委質詢，每個人都會喊反霸凌，把有偏差行為的孩子視為公敵，沒有人思考道德防線到底是如何失守的。然而，我們應該為了一個理由，把所有的學校都捲進戰爭裡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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