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．呂政達
像我這樣的四、五年級生，小時候大概就是在漫畫和金庸、古龍的武俠小說堆長大的。
在一本接著一本的日本漫畫中，看過的華人創作漫畫，就當推《老夫子》。
我沒有趕上葉逢甲的諸葛四郎年代，也沒有像羅大佑的歌那樣，好奇過誰搶到那支寶劍，但，老夫子就像兒時玩伴一樣熟悉，那四格漫畫附在雜誌或薄薄的單行本，看得輕鬆，卻照常深入人心，潛移默化成日後生活的潛規則。
老夫子、秦先生和大番薯處理問題的方法和態度，也變成大眾文化的一份子。
我是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第二代，從小就接受國民教育，對上一代受過日本統治，而後接受國民政府改朝換代，那種價值觀的翻轉和掙扎，我沒有深刻的體會。那種感受，常常是日後閱讀或是看電影才一點一滴的拼湊起來。
來自香港的《老夫子》，則是香港橫越殖民和回歸近代大眾思想史的一頁對照，一個身體內同時存在兩種價值觀和兩種文化的人，如何精煉出老夫子這樣的個性。
用心理學性格論來看，其後對號入座…(全文請參閱第322期《有緣人月刊》)
Views: 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