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．呂松庭
如果我們把孩子帶進這個世界，卻又讓孩子遭受亂倫、鞭打、折磨、關閉、挨餓或道德上的虐待，那就是不言而喻的暴力了。
幾年前，有則電視廣告，內容是一名小女孩露出受傷害的表情，舉起手掌心望著鏡頭，旁白：「請問部長，哪種護手膏最有效？」體罰讓人產生的懼怕與傷害，成長歲月裡的無助與脆弱，似乎盡在不言而喻。
現在，由於校園內霸凌事件的興起，又有人開始提倡教師的管教權，最主要的聲浪，就是主張適度的體罰。然而，什麼才叫做「適度體罰」，有這種東西存在嗎？
許多人已經忘記，那時候的教育部長是誰，大概也不太記得，廣告賣的是哪種口香糖，甚至，當電視機前面，當年曾對小女孩的遭遇感到心有戚戚焉的年輕觀眾，自己也生下孩子，或者也當上老師後，卻照樣也拿起鞭子，成為「不打不成材」的信徒。
教育和心理學家總說，體罰是為了建立秩序，讓受罰者趨善避惡；在教育往往紊亂脫序，價值由多元化而變得「敢的拿去吃」的時代裡，「體罰」已變成權威者的方便品，是維護秩序的防線。然而，且住，問題並不是那麼地簡單。
幾年前，教育心理學家道吉姆（Jim Dugger）曾在由美國國立新聞出版機構發行的《父母之道》（Parenting：Ward and June Don’t Live Here Anymore）裡，試圖這樣釐清「紀律」（discipline）和「處罰」的差異。記得書中道吉姆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：「紀律的終極目標，就是不用再有紀律。」
「對許多人來說，『紀律』是他們不願提及的字眼，因為『紀律』意謂著『處罰』，是父母曾施予他們身上的那種。」
「然而，紀律並不是處罰，紀律是控制，幫助孩子學習控制他們自己的行為。讓孩子由他律變成自律，要達成這個目標，你自己要先展現自制力。」
「面對調皮搗蛋的孩子，有時候真的很難，但當你自己瀕臨失控時，紀律的一點點好處也會跟著煙消雲散。如果這一刻你才讚美孩子的成熟行為，下一刻，卻因為鄰居的狗闖進花園而大發雷霆，孩子得到的確切訊息會是，發脾氣並沒有關係。」
「紀律的終極目標，就是不用再有紀律。」這句話，總會讓我們想起中國人常說的「刑期無刑」的罪償觀念，用白話一點的比喻就像是，「不給你吃飯，是為了讓你以後自己有飯吃。」或者，「我鞭打你一頓，是為了讓你以後，無須再受同樣的傷害。」
然而，處罰之難，難就難在沒有所謂恰到的處罰，責罵、羞辱和體罰的力道是如此地強烈，幾乎無法讓當事人靜下心來，掌握體罰後面的訊息。並不是鞭子後面的愛，讓他們學會服從與妥協，而是對痛楚的懼怕。鞭子後面縱然有愛，但當它用恨的形式表達出來時，會被記著的，像鑄鐵般烙在心上的，卻肯定是恨。
用恨的形式來表達愛，研究家庭和羞恥議題聞名，曾經出過《家庭會傷人》等暢銷書的約翰‧布雷蕭稱為「愛的迷惑」。他曾經寫過這麼一段著名的話：「我認為任何侵犯個人自我感的事物就是暴力，這種動作並不一定就是直接的身體和性暴力；儘管大多數情況都是如此。在我的定義裡，一個較有力量、權威和知識的人，妨礙另一個較沒有力量的人的自由，就是暴力了。如果我們把孩子帶進這個世界，卻又讓孩子遭受亂倫、鞭打、折磨、關閉、挨餓或道德上的虐待，那就是不言而喻的暴力了。」這段話，可以用來理解「體罰」（而我總是寧願像約翰‧布雷蕭那樣，把它稱為「身體虐待」）所可能產生的後果。
身體虐待最常見到的後果，就是讓受虐者活在害怕當中。如果體罰施虐屬於長期性的，害怕會變為恐怖，持續活在恐懼受罰的反應裡，就會造成腦化學物質的失衡。一九九○年六月十八日，《紐約時報》曾刊登一篇報導研究「創傷後壓力失調」（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PTSD）的文章，研究報告指出，「一次個人無力抵抗的災難經驗，已足以改變腦中的化學物質。」
文章發表當時，「創傷後壓力失調」還是個頗為新鮮的概念，但經歷過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，或是台灣人在九二一震災侵襲後，卻用自身的體驗，印證了這個心理機轉的存在。事後，面對身體虐待而無力反抗的孩子，也會經歷相當類似的過程。
約翰布雷蕭寫道：「面對威脅，孩子將會進入一個保持高度警戒的恍惚狀態，腦袋裡釋放出防衛的荷爾蒙，即使當威脅解除後，釋放化學物質的情形仍不會停止，這個孩子通常就會被描寫成防衛過度，或是過度焦慮。他們會被冷凍在時間裡頭，只要任何新的經驗，看起來跟過去遭虐待的場合類似，就會挑起他們的恐懼，然後做出過度的反應。」
根據布雷蕭的意見，遭受過身體虐待的人，會出現四種反應。第一種也是最糟糕的是，小時候受過虐待的人，長大後也會轉身變成虐待別人的人，特別是對他們自己的小孩。這是典型的「久年媳婦熬成婆」心態，在體罰傳統非常普遍的社會裡，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。我們在許多描寫婆媳關係的電視劇裡，多半也會看過類似的劇情。
第二種，自己按照別人虐待他的方式，來虐待自己。
第三種和第四種，則來自於「虐待」經常會斷絕小孩和父母間的親密聯結，小孩不是不再信任父母，就是築起孤絕的高牆，潛意識地選擇不跟別人太親近，終生都飾演那個受害者的角色。小孩遭受虐待的情形愈嚴重，他們就愈覺得羞辱，愈覺得羞辱，他們對愛和親情的期望就愈低。他們的人生觀會變成：「既然我那麼地不討人愛，我最好想辦法爭取些什麼東西。」
童年遭虐待的受害者，學到的人際關係，總是建立在權力、控制、秘密、恐懼、羞辱、孤立和疏遠上；而且，由於小孩總把父母視同神明或無上的權威，他們會把父母的羞恥也當成是自己的。小孩這樣想：「他們處罰我，問題一定是出在我。」或「我的父母無所不知，他們不會有錯。如果沒有父母照顧我，我說不定會被遺棄而死掉呢，所以我必須幻想父母是對我好的。」心理學家費史東（Robert Firestone）曾稱這種推理的過程為「幻想聯結」（FANTASY BONDING）。「父母好，我壞」的幻想是一個防衛策略，幫助孩子合理化他所遭受的一切。
費史東還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：「假我的目的是抵抗痛苦，而不是面對現實。」將這句話套進體罰所引發的心理機轉來看，「假我」的形成就有如當年那則廣告裡，小女孩想要尋找的護手膏，遭受「體罰」和「虐待」的小孩，總會想從人格上創造出一個不會受罰的「假我」，目的當然只是為了逃避痛苦。
當然，或許許多人仍會習以為常地提出質疑，認為「處罰」就像唐三藏口中的緊箍咒，如果沒有這項法寶，桀驁不馴的孫悟空早就不知飛到哪裡快活去了，還會乖乖地跟著上西天取經嗎？有人會很不以為然地說，算了吧，哪個人小時候沒有被父母、老師打過那幾下子的，還不是一樣地好好長大了。
話，聽起來也沒有錯。然而，你一定要非常確定，確定找得到觀世音菩薩來為孫悟空戴上箍，也要確定孫悟空知道你為什麼會祭起緊箍咒，不可隨興所至亂唸一氣，也不要中了豬八戒的離間計。
說的較心理學一點，「處罰」和「虐待」間要有明確界線，「處罰」必須針對明確的行為改變，而且要有公平、恆定的賞罰原則，而且必須確定受罰者一定能夠明確掌握你要傳達的訊息。「處罰」出於愛，回歸於愛，而「虐待」常出於洩恨和迷惑，得到的回報當然也是恨與迷惑。
但請看清楚，我說的「處罰」沒有把「體罰」包含在內，「體罰」力道太強，有時候回彈的後座力，也不是施行者能夠承受的。
道吉姆在《父母之道》裡提過的這段話，或許，可在你憤怒的掄拳揮鞭前，再度三思。「不可否認地，有些兒童養育專家承認，有時候體罰看似合宜，但重要的前提是，如果你把體罰當作處罰的手段，你必須在控制的情況下施行。只為讓自己生氣時覺得舒服點而打孩子，這並不是處罰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出氣包，除非孩子完全不理睬其他維持紀律的方式，否則就不要考慮體罰。」
「『打在兒身，痛在娘心』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，記住，體罰的第一下是為孩子好，接下來的卻只是為了大人的不當發洩。也因為如此，體罰漸不為社會潮流所青睞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」
介於出氣包和護手膏之間，我們偶爾還會看到體罰不當的新聞。只要父母師長與孩子學生間的權力關係仍然存在，想要做到「零體罰，零傷害」的社會，就需要輿論與正確的教育觀念灌輸。我們對罪與罰的思索，也理應超越報復與洩恨的層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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