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．呂松庭
今年母親節，我們來讀一個女兒的故事。
她媽媽在她八歲時第一次發作，她記得很清楚，後來診斷為「精神分裂症」。
從那時起，她的人生路便大不同了。別人的人生階段是用求學、找工作、結婚或生子來標記的，她的人生轉彎，卻處處註記著媽媽的病：第一次發作、復發、第一次住院、轉院等等。
她出國念書時，對媽媽滿是歉意。總覺得像是拋棄了需要她的媽媽，一個人逃走。媽媽在病情發作時，就曾吼著：「你們都沒有人要我。」但回國後，她將媽媽從大哥家接回來，和她一起住，過了一陣子，媽媽卻又覺得不習慣，搬回大哥家，偶而才會來她這邊。媽媽跟她說：「我最愛妳這個女兒，但我還是跟妳大哥住吧。」那時，她這個做女兒的，自覺是一次重大的挫敗。
她回想起出國前，算算搬過十三次家。住一陣子，房東就會來要他們搬走，多半都是受不了她媽媽的緣故。媽媽常會在半夜起來走動，用力敲房門，坐在陽台上吼叫，和死去多年的爸爸和親人講話。
所以，當有男人喜歡她，要和她結婚時，她確實猶豫了許久。結婚前那個男人顯然低估了丈母娘有精神病的狀況，或者應該說，這個男人是被想婚的念頭沖昏了頭。但沒多久，男人就開始抱怨，藉故不讓她媽媽來，後來這個嫌隙開始破壞到婚姻的品質。我知道她離了婚，但我並不確定原因，她總請我原諒她不想再去講這段，只有回說起丈夫：「他受不了社會的壓力。」然而，她始終認為，做為妻子，她的婚姻也是失敗的。
因為媽媽的病，從小起，她就常帶媽媽上精神科求診，得知精神分裂症常會「隔代遺傳」，輪到她自己選擇要不要生小孩時，她首先想到的就是：孩子會不會也得到這個病？她的孩子是在帶著上一代的病症的陰影下出生，雖然發展看來正常，她仍避免地會想起這個可能，搞得她自己好像也罹患了精神病狀。這樣的一個女兒、妻子和媽媽回顧自我生命時說，她的每個人生階段都失敗了。
對於她，我想送給她心理學家艾瑞克森在談論瑞典電影《野草莓》的結語：「似乎在每個階段都做錯了的人，走出錯誤並且確定他其實每個發展階段都走對了。」對於這樣的女性生命史，當她這樣誠實的展開回顧時，人生路的一切都走對了。
《獻計》
陪伴生病的媽媽，雖然形成了有形的負擔，卻也造就了她肯真心替別人著想的性格，其中的得與失，僅看一段短暫的人生階段，可能還無法做出正確的評量。
她可以試著定期給自己寫一封信，更長期的掌握自己對人生流變的感受。這樣開始吧：「親愛的我，我媽媽病了，但我還好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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